打破社会办医“玻璃门”

　　“无论从管理能力、财政投入还是人力资源角度来看，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在医改步入深水区的时候，把社会资本办医做到实处，显得尤为重要。”全国政协委员、辽宁何氏医学院院长何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委员的认同。

　　社会办医发展受到束缚

　　全国政协委员陈仲强今年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的全新身份参与了全国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两年多时间在非政府办医院工作的经历，让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聚焦在社会办医面临的诸多问题上。

　　“税负过重给非政府办医院运行带来了很大压力。”陈仲强说，以“五险一金”为例，公立医院“五险”中只需要交意外伤害险和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视同缴纳并有补贴，但是非政府办医院要全部缴纳“五险一金”。由此计算，一个非政府办医院人员费用中的40%~50%要用于缴纳“五险一金”，而在政府办医院，这一比例不到20%。此外，非政府举办医疗机构属非事业编制，个人“三险一金”要全部缴纳，这进一步加重了非政府办医院的运营负担。

　　陈仲强表示，在社会地位、学术团体以及行业重大项目建设中，非政府办医院也被边缘化，得不到重视，很多大专家被迫退出学术组织领导职务，使得高端医疗人才不愿加盟社会办医院。同时，在区域卫生规划中，也很少把非政府办医院纳入重点支持建设的范围，这使得非政府办医院在规模、水平上受到很大限制，发展受到歧视。

　　陈仲强坦言，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作为非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院，承担着医、教、研各项工作，也是以保障公众基本医疗需求为核心的，但同样面临上述部分问题。

　　基层医疗未向社会资本“敞开大门”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是医改工作的核心，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方面，社会资本大有作为。然而，在何伟看来，我国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和规划上，社会资本被挡在门外，受到很多限制。

　　何伟告诉记者，政府对于社会办医的门槛要求普遍较高，一些“玻璃门”“弹簧门”很难突破。例如，不同地区对于社会办医的要求各不相同，有的地方政府要求，社会办医院要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有的地方过分强调社区专科诊所的面积，要求配备先进的医疗设备。而事实上，一个普通的社区门诊或者专科门诊，保障的就是基本医疗，不能过分追求“高大上”。

　　何伟表示，当前，很多国家在社会资本投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我国可以吸收借鉴。例如，日本94%的基础医疗保障机构均有社会资本参与，同时，政府把管理职能交给行业协会，对准入标准、医疗质量等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日本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方面，只分为医学生、住院医师以及专科医生，不像我国还区分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等，因此患者就不会盲目按级别挑选医生，确保了患者的合理分流。”何伟说。

　　政策制定要细更要落到实处

　　明确社会办医的必要性，尽快出台鼓励社会资本介入医疗的细则，逐步完善社会力量办医的配套政策，落实非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与公立医院的平等政策等，成为委员们的共同呼吁。

　　“国家反复说要加强社会资本投入，在这方面特别需要动筋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表示，首先需要实现医疗水平同质化，加强对口支援，放开医师多点执业。其次是经费问题，在财政经费有限的现阶段，可以考虑2000所县级医院、1000所省级医院、100所国家级医院的运转由国家财政承担，其他都放开给社会资本。再次是医保，对于社会办医以及公立医院，医保资格准入需要全面放开。

　　陈仲强建议，调整非政府举办非营利性医院的税负，使其与公立医院相当;调整医疗服务购买办法，对公立医院以及非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实现公平、透明、合理的补偿，促进医疗服务能力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此外，在技术准入、学术团体、重大项目论证、重大研究以及奖励等方面给予支持或预留相应空间，给社会资本办医营造良好的环境。

　　何伟呼吁，国家应尽快出台关于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文件，制定基本标准和管理细则，各地可酌情在这一基础上微调，同时要限定办理工作的时限，不给权力寻租的空间。强调“去行政化”，对于社会办医院，政府应降低门槛，弱化事前审批，强调事中和事后监管，对过度医疗、欺诈医疗等违法经营现象加大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