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不能仅仅指向临床医生

　　“用这个机器，患者可以随时对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作风进行评价或投诉，连续两次被投诉且情况属实的医生要被辞退，我们已经辞退了两名医生。”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门诊大厅一楼，医院负责人指着一台医德医风监督评价机说。(12月3日《人民日报》)

　　在公立医院，患者可以投诉医生不是新闻，但投诉两次就辞退的问责制却很罕见。在这种铁腕治医面前，理应给赞。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患者监督医生，谁来监督院长呢?换句话来说，一线医生可不可以也随时对医院院长的管理质量、管理作风进行评价或投诉，并且作为问责的依据?

　　对一家公立医院而言，医改是否到位，公众对医疗服务是不是满意?第一责任人应该是医院管理者，而非一线临床医生。如果就诊的管理规则不理顺，医生们每天要面对超过负荷的就医者，给到每个病人就医时间只有短短的3到5分钟，患者很容易将矛盾对准医生;薪酬体制不理顺，以药养医和按照业务量大小进行收入分配，造成公众看病贵看病难的社会问题，也会毫无悬念地被演绎成医生个人医德的问题;再以防不胜防的医疗意外来说，病人迁怒医生的概率极大，已经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赞成推行这样公众评议的问责制，但不赞成这种只指向临床一线医生的问责，因为这种单一单向的追责，非常容易让医生成为管理失职低效的替罪羊。

　　管理贵在一视同仁，监督医生而不监督院长，小权力被锁进牢笼，但大权力却可以避过监督，会造成医院形式化的成功与政绩。是的，是没有病人投诉医生了。但那是因为医生们都开始乖乖听病人话了，一昧地顺从病人提出的各种要求——不管它合理不合理。比如，高风险的和看上去很难缠的病人，尽量推给别的医院。

　　在一片叫好声中，深层次的矛盾有没有真的解决?患者是不是真的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上轮医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指出，现时的以商业化、市场化为导向的医改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出现了背离和错误，既降低了过去的公平性，也没有体现出宏观效率，“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医改不成功，要问责的是管理者，而不该是一线医生。医生执行的是医院的管理规则，有什么样的院长就会有什么样的规则，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与追求，这些都是决定医疗服务质量的根本。

　　但从现实得到的回馈来看，答案恐怕是令人失望的。哪怕公立医院办得口碑再差，一线医务人员再如何怨气漫天，民众对医疗服务管理有再多的意见，恐怕也很少有人想起这是管理者的责任。相反，这种投诉两次就辞退医生的规定，有误导公众之嫌，原来医疗服务问题都是医生的问题，所以问责到医生止步。

　　问责制不能仅仅指向临床医生，监督医生更要监督院长，只有让问责制覆盖到医院的每一个人身上，才能彰显公平性和效率，并且能够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一个医生不作为和乱作为，祸害的是一个患者，一个院长不作为和乱作为，祸害的是一家医院，孰轻孰重，不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