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健雅：用电音表达冷漠和热血
撰稿记者 莫兰 康荦
知性、优雅、文艺，你一定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词来形容蔡健雅，但不一定能说出她唱过什么歌，很奇怪，她本人总是比她的歌红。
更意外的是，这次蔡健雅放下她小众的蔡式情歌，去做更小众的电子音乐，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希望能给这个因网络环境弱化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世界做一点贡献。“感觉整个人被吸进手机的世界里，这件事让我自己有点害怕，也害怕发生在周围的朋友身上，所以希望有时间我们都能抽离一下，看看天空，抬起头跟身边的人说话。”蔡健雅这样阐述她创作新专辑《失语者》的初衷。
“长大了，看到的东西更广阔，想做的不仅仅是小情歌，现在对我来说音乐的作用可以更大”，蔡健雅如是说。除了想用音乐疗伤，她也想用音乐去记录现实。
于是这次，蔡健雅踏出情歌的安全范围，尝试一些新的创意和想法：玩电音，把歌词全权交给别人，跟学院派的音乐人共同完成专辑制作。但这些对她来讲都不算突破，她觉得最困难的是“归零”，把多年来已经“极致化”的自己打破，在无限的未知中去创作《失语者》。
和专辑那种黑白灰的色调一样，蔡健雅是多面的，不说话的时候散发着一股高冷的文艺女神气息，但交谈之后你会发现她其实是个很放松的人，说话有条理，乐于分享自己，很难想象这样的她到现在面对镜头还会紧张，不习惯有一个机器记录自己每个细微的动作，常常会看到镜头就傻掉：“面对镜头一直都是我最大的障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此蔡健雅曾经拒绝了很多综艺节目，包括《康 了》，参加《中国好歌曲》在她看来只是去给原创音乐人当一个“完全不知道状况”的拉拉队，走一步算一步，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两季，还捧红了谢帝、苏运莹这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唱作人。作为节目中惟一的女导师，蔡健雅感性的一面显露无疑，平时不爱哭的她数次被学员感动落泪，背着斜挎包、穿着朴素的杨众国就是其中一个。杨众国算是比较另类的学员，他抱着吉他东摸一下西拨一下，与其说是在唱歌更像是在模仿鸟叫、玩人声实验，这种独特的音乐方式四位导师一时无法消化，最终没人推杆。离开舞台前，杨众国用自己特有的编曲方式演绎了四位导师的歌曲，震惊了现场所有人，当唱到蔡健雅的歌时，她再也忍不住，为错过这样的“音乐怪才”而泪流满面，十分后悔自己没有推杆。有人吐槽她流泪是作秀、“太假”，她在微博上诚恳的回应道：“我真的不需要这样去讨好。主角还是原创者们，可以为他们鼓掌落泪我很甘心。很多新的体验，我会珍惜。”
“城市牢笼，无所适从，寂寞怂恿”，蔡健雅在《异类的同类》中如此唱道。感性的蔡健雅同样喜欢自由，喜欢不被束缚地去创作。从2000 年开始，蔡健雅就成了金曲奖的常客，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她，但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她可以“趁热打铁”红上加红的时候，她却只身前往印度南部的迈索尔，那里是阿斯汤加瑜伽的发源地，蔡健雅说自己是去“反省自己的人生”。彼时，蔡健雅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唱别人的商业情歌，唱脍炙人口的KTV 歌曲，她开始彷徨而不知所措，更不认同这样的自己：“我的血液里就是创作歌手，唱歌不是因为我想当歌手而是因为想唱自己写的歌，而当自己的创作都被否定，我觉得我就根本不需要再做音乐了。”在印度，蔡健雅跟随大师练习瑜伽，简单的生活方式让她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人生：“当时结交到很多练瑜伽的学生，他们不是音乐人，但是他们爱音乐，也有一些玩音乐的朋友，有一天我们围坐在一起弹弹唱唱，没人知道我是歌手，只是所有人都很开心。”蔡健雅回忆说，那是她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突然想要找回唱自己的歌的自己。”
从印度回来之后，蔡健雅和老东家划了一条线，《双栖动物》成了她在华纳唱片的最后一张作品。事实上，公司一直在打造蔡健雅“情歌代言人”的形象，借助强大的资源优势为她搜罗擅长情歌的词曲作者，《双栖动物》这张专辑也被定义成“献给一群必须适应在这个感官世界水陆两栖的红男绿女之作”。蔡健雅却觉得，她已经被包装过了头，总被说服不要再唱自己的创作。“谢谢你们的关照，我要离开去寻找自己了。”和华纳解约后，蔡健雅开始独立做音乐，在台北找了间小公寓当工作室，身兼老板和员工，亲自跑腿，从校园巡回演出做起，中文不好就每天练习写汉字。回忆起这段经历蔡健雅并不觉得艰难，反而是自由、快乐的，因为她终于可以做回一个真正的“创作歌手”了。两年后，蔡健雅凭借《Goodbye & Hello》提名了五项金曲奖，拿下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国语女歌手。2012 年，她再度以六项提名领跑金曲奖并获得最佳国语女歌手，这已经是她第三座金曲歌后的奖杯。
科技的趋势让人担忧，用电音表达冷漠和热血
记者：有人说这张专辑黑白灰的色调是一种“性冷淡风”，有听过这种说法吗?
蔡健雅：没听说过，但是我非常欢迎大家给予这张专辑任何的评价，对音乐人来说这些都是养分。这次让人有黑白灰的感觉或许是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是很极端的人，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很 或是很冷漠，很难找到一个灰色地带，就像《 失语者》 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内心到底是怎样的人，有怎样的话要告诉朋友、世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卡在一种灰色地带。这几年我一直很想把这些东西分清楚，至少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希望大家透过音乐更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
记者：怎么想到用电音来创作，想表达什么?
蔡健雅：我们已经来到一个电子化的时代，而且我的音乐一直都是一种生活的观察，也记录着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很多年都写着温暖的疗伤情歌。但是到了一个阶段会问自己：“蔡健雅，你要一直疗伤吗?”当然不可能，身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音乐人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观察大环境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到科技是一个相当“震撼”的趋势，会让人担忧，十年之后人会不会忘记怎么说话，而只是通过打字来表达自己，但这些文字的情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正是因为有这些感触才觉得这张专辑我需要踏出自己的世界。表达热血的人类和冷漠的大环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电子的氛围，电子乐在欧美很有历史性，但是在华语音乐里还是疏离的，所以我做温暖的音乐但是把它放在电子化的冷漠环境里，找到两者的桥梁。
记者：据说这张专辑创造了你的很多“第一次”，包括歌词都交给别人来写?
蔡健雅：这是一种信任，因为我跟小寒已经合作很多年，他是我的音乐知己。我现在的性格就是很多事情要做到一种极致，要精准的知道我要说什么，陷入一种很恐怖的制作状态，所以我让大家分工合作，把最想说的话交给小寒，让他帮助我。他的文法常常令我很感动，我们的对话内容他都会记得，所以我非常放心。
记者：你自己也是制作人，为什么想到请内地音乐人安栋来共同制作这张专辑?
蔡健雅：我也万万没有想到，但我觉得缘分到了就会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回想这两年的一切都是为了这张专辑而铺陈。一个人要冒险一定要先经历一些刺激，突然对某件事情改观。以前我比较少机会接触内地的音乐人，所以内地音乐的水平怎样我完全不知道，直到从《好歌曲》 的幕后团队认识到安栋。一开始我觉得他很严肃不容易亲近，但他是音乐总监所以常常要有很多讨论，后来发现我们是同类，就是外表看起来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是内心对某些事很执著。跟他聊如何去做音乐真的让我感触很多，让我有冲动去在音乐上提升自己。可是要提升就必须从很多方面打破我安全的基础，去冒险，去和一个学院派的人合作，这是我以前完全不会去接触的，之前我做音乐都是感性的，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音乐学院的教授，对做音乐的步骤、细节都很专业。但也正是因为两个人不同的做事方式才擦出了很多火花。
感谢刺激我的人和事，不刻意等待“那个人”
记者：1994 年你当过一个以翻唱为主的乐团主唱，后来是什么原因开始自己写歌的?
蔡健雅：可能是被刺激吧。上学的时候找到一个在夜店当主唱的工作，也没有认真的去想当一个歌手，只是觉得很好赚零花钱。毕业后就继续在那唱歌，可是没有梦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唱歌那十年后会变什么样子，我有些害怕。真正改变我的是有一天和乐队彩排的时候我对一些西洋歌的编曲有了想法，觉得可以做一些改变，让它更像我的风格。结果说完后键盘手就斜眼看我，说你一个女生懂什么，不懂音乐就闭嘴。当时我就很生气，觉得很丢脸，隔天就赌气买了一把吉他和一堆吉他书，觉得要证明我懂音乐，其实很多音乐人都是这样开始发现音乐方面的天赋和直觉的。吉他弹久了手指长茧又流血，我觉得很无趣，就开始哼哼唱唱，写出了一些歌。看起来好像很吊儿郎当，但真的是一步一步这样写了一堆歌给经纪公司听，之前他们告诉我你没什么前途因为没有唱片公司签你，但还是帮我出了一张英文专辑。没想到发行后有被注意到，那一年反而是之前说我没前途的公司觉得这个女生可以唱中文歌。
记者：当时鄙视你的键盘手有没有对你刮目相看?
蔡健雅：我非常好奇，相信他完全知道。他可能会跟朋友炫耀说我就是当年骂蔡健雅的键盘手(笑)。有时候真的要谢谢他们。我现在会回想一些刺激到我的事，可能当下会觉得很委屈，但就看你怎么选择，选择不接受他们的批评去证明自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记者：自己成立公司最艰难的部分在哪里?
蔡健雅：我比较简单，因为我就是自己的员工(笑)。我的工作室就是我自己，所有跑腿都是自己来。制作的时候有时会找一个制作助理，但大致的工作还是我自己做，不会觉得很艰难反而觉得很自由，而且这些都是我擅长的事情。
记者：你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的人吗?爱情观是怎样的?
蔡健雅：以前是，但这个阶段的自己暂时没那么渴望了，因为已经经历过了。现在女人的角色和以前不一样了，社会总是告诉你一个完整的女人应该要怎样，要恋爱要结婚生子，而这个阶段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单薄了，不能急于去找“那个人”，刻意去等待。我希望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像完成任务一样去恋爱。
